近年来，随着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全球范围内对塑料污染的治理力度不断加大。生物降解塑料作为传统塑料的理想替代品，受到了广泛关注，其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就在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废弃物循环利用，大力推广再生材料使用。这无疑把生物降解塑料再度推到聚光灯下，为该行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似乎铺设下了一条金光大道。然而，仅仅一周后的3月12日，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宣布终止投资5亿元的生物降解材料项目，给出的理由是“市场需求增长乏力、产能过剩、竞争加剧，导致市场压力不断攀升”。道恩的即场，无疑给向火热的生物降解塑料行业浇了一盆冷水。两条热点新闻，一热一冷的反差，不禁让人疑惑：生物降解塑料究竟是政策驱动的“黄金赛道”，还是市场环境下的“烫手山芋”？

生物降解塑料，顾名思义，能在自然环境中，比如土壤、海水里，或是特定条件下，像堆肥环境中，被细菌、霉菌等微生物“吃掉”，最终分解成二氧化碳、水和无机盐等，重新回归自然循环。理想的生物降解塑料兼具优良的使用性能和废弃后可完全分解的环保特性。其原料多来源于可再生资源，如淀粉、纤维素等，与传统的石油基塑料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环保性，能够有效减少“白色污染”。按原料来源，它分为生物基和石化基两类。生物基的，从大自然取材，利用淀粉、纤维素等可再生资源制成，如聚乳酸PLA、聚羟基脂肪酸酯PHA；石化基则是以石油等化石原料合成，如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酯PBAT。

凭借可降解的特性，生物降解塑料在包装、农业地膜、医疗、3D打印等多个领域大显身手。包装行业是它的主战场，无论是食品包装、一次性餐具、快递包装，还是购物袋，生物降解塑料都能一展所长，减少“白色污染”。农业领域的传统地膜残留会严重破坏土壤结构，生物降解地膜的出现有望解决这一难题。在医疗方面，可降解手术缝合线、组织工程支架等产品，能在完成使命后悄然离去，避免二次手术时取出的麻烦，为患者提供了更安全、环保的选择。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国内外生物降解塑料市场的现状，“政策驱动快速增长，表面繁荣下暗流涌动”颇为贴切。

在政策层面，国内外对生物降解塑料的支持都不遗余力，提供了有力的政策红利。国内自不必说，从“限塑令”到“禁塑令”，一系列扶持政策层层推进，对传统塑料使用设限，为生物降解塑料大开绿灯。2020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堪称史上“最严限塑令”，明确提出推广应用替代产品，各地也纷纷跟进地方版限塑措施。这不仅为生物降解塑料的研发和生产提供了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还推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形成和完善。国外亦是如此，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限制不可降解塑料使用，通过补贴大力推动生物降解塑料发展，如法国早在2005年就规定2010年后所有可拎一次性塑料袋必须可生物降解。

在空前力度的政策激励下，国内生物降解塑料企业纷纷加码投资，尤其是自2020年“禁塑令”实施以来，此行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全国政协委员、工信部原副部长王江平（见下图）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生物降解塑料行业2024年总产能已达196万吨，原料及制品总产值约130亿元。众多企业纷纷入局，布局生产线，带来了产能的快速扩张。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市场需求不及预期，实际产量与产能严重不匹配。2024年产量约40万吨，产能利用率仅20%左右，大量产能闲置，造成资源浪费。

全球可降解塑料市场竞争激烈。国外品牌凭借先发优势，在技术和市场份额上占据领先。像美国Natureworks公司在聚乳酸（PLA）生产工艺上不断完善，技术成熟，产品畅销全球。国内企业近年来也奋起直追，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如浙江和广东。金发科技、恒力石化等头部企业凭借技术优势和规模效应占据着主导地位。金发科技产能超过20万吨/年，拥有44项国家专利，产品在市场上具备较强竞争力。但整体来看，国内市场企业数量众多，规模参差不齐，企业之间价格战愈演愈烈，行业利润空间不断压缩。行业集中度较低，头部企业占据较大市场份额，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压力，市场竞争秩序有待进一步规范。

NatureWorks的PLA产品

2月19日，金发科技西班牙工厂投产，再生塑料产能为3万吨/年。图左三为金发科技首席战略官、金发生物董事长、可持续发展技术研究所所长、中国合成树脂协会生物降解树脂分会会长李建军

尽管前景广阔，但生物降解塑料行业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前路荆棘密布。

技术瓶颈急待突破，生物降解塑料的合成方法和降解机理研究仍在进行中。尽管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降解速度和效率方面仍需提高。此外，生物降解塑料的性能与传统塑料相比，存在力学性能偏低、水汽阻隔性差等问题。

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是生物降解塑料推广的拦路虎，使得企业在市场推广中面临巨大压力。目前，生物降解塑料的生产成本普遍比传统塑料高出不少，以常见的PBAT为例，其价格约为传统PE塑料的2 - 3倍。这主要源于原材料成本高、生产工艺复杂、生产规模不足等因素。成本高导致产品价格贵，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市场接受度低，严重制约了生物降解塑料的替代进程和应用范围的扩大。以小编的亲身经历为例，过往在商超购物时，基本不会主动付上一元钱去买那并不耐装的降解塑料购物袋，毕竟，不是买不起，而是普通塑料材质更有性价比！

可降解塑料的标准化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22年6月才实施了《生物降解塑料与制品降解性能及标识要求》国家标准，标准体系不健全，从而导致市场上鱼龙混杂，出现诸多乱象。目前，对于可降解塑料的定义、分类、降解性能测试方法等，国内外标准存在差异，国内标准也有待进一步完善。一些企业利用标准漏洞，虚假宣传产品的可降解性能，市场上以次充好、名不副实的“伪降解”产品屡见不鲜，消费者难以辨别真伪，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也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声誉和健康发展。上周末刚刚过了3·15消费者权益日，但愿生物降解塑料产品未来不会在央视晚会上被曝光而成为全国人民口诛笔伐的对象。

生物降解塑料的回收处理也面临着诸多难题。一方面，目前缺乏完善的回收体系，可降解塑料与传统塑料在使用后难以有效区分和分类回收，导致大量可降解塑料混入传统塑料回收体系，无法充分发挥其可降解的环保价值。另一方面，即使回收了可降解塑料，其后续处理也缺乏成熟的技术和设施。生物降解塑料的化学回收、循环利用技术尚不成熟，市政有机垃圾堆肥处理能力也有限。这导致部分生物降解塑料最终仍以填埋或焚烧的方式处理，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未能实现真正的环保价值。

那么，中国的生物降解塑料领域从业者如何来破局呢？

从企业层面来讲，应加大研发投入，通过技术创新突破成本瓶颈。在原材料方面，寻找更廉价、可再生的原料替代方案（如秸秆、藻类一类非粮食生物基原料），开发新的合成工艺，提高原料转化率，降低生产成本。优化生产流程，引入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和智能化控制系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耗和人工成本。针对降解条件苛刻的问题，企业要优化产品设计，可通过与餐饮、农业等行业的合作，拓展生物降解塑料的应用场景。例如，开发在自然环境中能快速降解的地膜产品，满足农业生产需求；改进包装材料的配方，使其在普通垃圾填埋场或自然土壤中也能实现有效降解。加强对产品降解性能的测试和评估，确保产品在实际使用场景中能够达到预期的降解效果。

从行业协会组织层面来讲，应和企业积极参与标准制定和修订工作，推动国内外标准的统一和协调。明确可降解塑料的定义、分类、标识和降解性能要求（特别是不能完全降解为水、二氧化碳等的产品不得标称为“可降解”），建立严格的产品检测和认证机制，确保市场上的产品符合标准。

从政府层面来讲，王江平政协委员建议，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渠道，支持生物降解塑料重点项目研发；加大政府采购支持力度，推动各级政府及大型国有单位集中采购、率先使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将生物降解塑料产业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探索开展碳交易。

未来，生物降解塑料的技术创新将主要集中在低成本原料开发、高性能产品研发以及智能化生产工艺等方面。技术进步将推动成本不断降低，产品性能不断优化，应用领域也将进一步拓展。除了现有的包装、农业、医疗等领域，生物降解塑料有望在汽车内饰、建筑材料、电子电器等领域实现突破，成为推动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随着产能的不断释放，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行业整合势在必行。中小企业需通过差异化竞争或与头部企业合作，才能在市场中立足。

用PLA/aPHA混合物制成的化妆品盒等注塑部件

在政策持续支持、技术创新驱动、市场需求拉动的共同作用下，生物降解塑料行业有望逐步走出困境，迎来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但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才能让生物降解塑料真正成为解决塑料污染问题的“金钥匙”，也让这一“风口”不再成为“风险”！